0 引言

       坐骨股骨撞击综合征（ischiofemoral impingement syndrome, IFI）于2009年由TORRIANI等^[1]提出，定义为坐骨结节-股骨小转子间隙（ischiofemoral space, IFS）和股方肌间隙（quadratus femoris space, QFS）狭窄导致股方肌受到邻近坐骨结节及股骨小转子、腘绳肌肌腱及髂腰肌肌腱摩擦引起的急、慢性损伤的临床综合征。股方肌受压、水肿刺激坐骨神经引起髋关节弹响、疼痛，坐骨神经卡压则出现臀深综合征，继发髋部伸展受限时腰椎椎小关节压力增加，可发生髋-脊柱综合征。

       目前主要根据临床表现及MRI典型征象诊断IFI。临床将股骨撞击试验和大跨步行走试验用于诊断IFI；MARAŞ ÖZDEMIR等^[2]认为近期提出的两步激发试验引起的臀后部疼痛与IFS狭窄有关。MRI可获取IFI相关径线、角度及骨骼肌面积、体积等定量参数，并依据信号差异对骨骼肌水肿、脂肪浸润程度进行半定量分级与评分，已成为IFI的首选检查方法。但常规MRI局限于静态、二维空间中的解剖形态学参数测量，且未考虑体位因素影响，会降低参数的准确性。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运动范围MRI能在多体位对比后选取评估的最佳体位以提高参数的准确性和敏感性；另一方面，动态MRI与三维MRI相结合，能准确模拟、还原解剖结构的真实运动轨迹和状态，在三维空间中测量参数，有助于全面、准确评估IFI。然而，IFI的MRI解剖形态学评估存在参数诊断界值尚未完全统一、征象与临床表现可能不匹配、不具备预测效能等缺陷。由此导致的IFI延迟诊断会引起髋关节肌肉及周围结构的慢性病程^[1]，造成不可逆性病理改变，此时保守治疗效果不佳，手术切除股骨小转子以增大IFS则存在损伤坐骨神经和旋股动脉的风险^[3]。骨骼肌变性是IFI病理生理变化的重要环节。骨骼肌变性包括肌纤维变性、慢性炎症、水肿和脂肪浸润等^{[4, 5]}，不仅会导致骨骼肌坏死和纤维结缔组织增生，还会严重破坏骨骼肌纤维的完整性，引起不同程度的肌萎缩和肌无力^{[6, 7]}，将对IFI的进展及预后造成严重后果。解剖形态学MRI无法获取骨骼肌微观结构的病理生理学信息，评估价值有限。功能MRI（functional MRI, fMRI）则能通过多项定量指标反映股方肌、髋外展肌的炎症、水肿、脂肪浸润及萎缩等病理改变，弥补了解剖形态学MRI的不足，有望为IFI的精准诊断及预测、病程监测、骨骼肌运动功能评估、个性化治疗方案制订提供客观的成像生物标志物。本文将对IFI的MRI及fMRI定量评估技术进行综述，介绍各种技术的应用价值、比较优势与不足，为相关领域的临床及科研工作提供参考。

1 MRI解剖形态学序列径线和角度测量

       IFS和QFS狭窄是IFI最具特征的MRI征象，却并非诊断IFI仅有的解剖形态学参考指标。MARAŞ ÖZDEMIR等^[8]提出的测量方式包括IFS、QFS、坐骨结节间径（ischial tuberosity space, ITS）。DABLAN等^[9]研究发现，IFI患者组骨盆和髋关节的其他解剖形态学参数如坐骨角、股骨颈倾斜角、股骨颈前倾角（femoral neck angle, FNA）、股骨颈扭转角（femoral neck torsion angle, FTA）和膝关节角均较健康对照组显著改变。而在一项IFI患者与健康人群的对比研究中，还纳入了包括髂前、后上棘间径及髂嵴间径、骨盆入口前后径、耻骨下角、股骨颈干角（collo-diaphyseal angle of the femur, CCD）、股骨小转子角（lesser trochanter angle, LTA）等多项骨盆及髋关节形态学测量指标^[10]。可见，以IFS和QFS为核心，骨盆和髋关节的诸多径线及角度测量对评估IFI均有重要价值。

1.1 IFS和QFS

       IFS为MRI轴位图像上坐骨结节外侧骨皮质与股骨小转子内侧骨皮质之间的最短距离，是诊断IFI最常用的影像学指标，坐骨神经穿行其中；QFS为MRI轴位图像上腘绳肌肌腱外上缘与髂腰肌肌腱后内缘或股骨小转子后内侧骨皮质之间的最短距离，为股方肌走行最狭窄的部分。IFS与QFS狭窄会使股方肌受到反复撞击而损伤，是导致IFI的直接原因^[11]。TORRIANI等^[1]提出IFI的诊断界值：狭窄的IFS和QFS最敏感和最特异的测量值分别<17 mm和8 mm。SINGER等^[12]将IFS的影像学诊断界值15 mm和QFS的影像学诊断界值10 mm作为IFI的MRI诊断界值。

       IFS和QFS大小主要由骨盆形态决定，骨盆的典型形态特征与IFS和QFS存在相关性^[13]。IFI患者以女性为主被认为是男、女性骨盆解剖学差异所致^{[1, 14]}。不同于男性，女性骨盆的左右径和ITS较大、前后径较小，这可能是女性IFS和QFS较男性小的主要原因^[15]。不同人种的IFS也存在差异。MIMURA等^[16]测得日本IFI患者的IFS明显小于西方患者。作为诊断IFI最重要的指标，IFS和QFS与受检者的性别、种族等多方面差异密切相关。

1.2 CCD和FNA

       在股骨小转子与坐骨结节的对线关系中，股骨颈相对于股骨干的构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会对IFS产生影响^[17]。描述股骨颈与股骨干之间解剖关系的重要参数包括CCD和FNA。

       CCD是在MRI冠状位图像上股骨干和股骨颈长轴连线夹角，成人正常参考值范围为110°~140°，髋外翻（CCD>140°）减少了股骨近端的偏移，使IFS减小。基于并非所有IFI患者的症状和体征都可用IFS狭窄解释，GARDNER等^[18]研究发现只有28%的股方肌水肿患者实际存在可归因于IFS狭窄的症状，并且CCD与QFS为中度正相关，说明CCD与IFI的发生存在相关性。TOSUN等^[14]发现IFI患者的CCD及腘绳肌肌腱区（hamstring tendon area, HTA）横截面积更大。宋彦芳等^[19]研究表明，对于单侧股骨头缺血坏死Ⅲ、Ⅳ期患者，健侧发生IFI的高风险性与CCD增大相关。针对这一问题，临床认为股骨近端内翻截骨术及股骨小转子关节成形术可作为减小CCD、增大IFS的可行性治疗方案。HUANG等^[20]发现27%的髋关节发育不良患者在行Bernese髋臼周围截骨术后继发IFI，致病因素包括髋关节中心过度内侧化及CCD增大导致的IFS狭窄，因而建议术中测算CCD以预防术后继发IFI。可见CCD的测量与分析对于IFI的诊断、预防都具有重要意义。

       FNA是MRI轴位图像上股骨颈长轴与同侧股骨后髁横轴连线夹角，反映了股骨颈长轴相对膝关节横轴向前的扭转，大小与股骨扭转幅度相关^[21]。成人正常参考值范围为12°~15°，FNA过大者在行走中足趾内收以代偿，使股骨头中心接近髋臼中心，股骨小转子因此向内后方旋转，使臀部深层肌肉尤其是股方肌拉伸、易造成损伤^[22]，因此FNA增大是IFI的危险因素。以往就有文献报道FNA增大与IFI的发生存在相关性。TOSUN等^[14]研究发现股方肌水肿患者的CCD或FNA显著增大。AUDENAERT等^[23]也指出IFI患者组的FNA较健康对照组增大，证实了这一观点。而全髋关节置换术继发的IFI与术后FNA值及变化幅度明显相关，且FNA变化幅度值与IFI的发生关系更为密切；FNA变化幅度值对IFI的高预测效能也强调了全髋关节置换术前CT成像和正确放置假体的重要性^[24]。因此注重监测并恢复FNA至术前水平可有助于减少术后IFI 的发生率，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1.3 LTA

       股骨小转子是构成IFS的关键结构，LTA为MRI轴位图像上股骨小转子长轴与同侧股骨后髁横轴连线夹角。赵云妍等^[25]提出成人LTA正常参考值范围为-18.7°±14.1°，与FNA呈正相关。LTA增大能使股骨小转子向内前方移位而更接近坐骨结节，使IFS减小，导致IFI发生。

1.4 坐骨角和ITS

       坐骨角是在MRI轴位图像上坐骨耻骨支长轴与水平面的夹角^[26]，坐骨角增大使坐骨结节向前外侧倾斜，其与股骨小转子内侧面距离更近，IFS、QFS减小，诱发股方肌撞击^[27]。ITS又称出口横径，为MRI轴位图像上双侧坐骨结节内侧骨皮质之间的最长距离，成人正常参考值范围约9~10 cm。ITS的变化可引起坐骨角的改变。坐骨角和ITS同样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TEN等^[28]研究发现女童的坐骨角明显大于男童。女性较大的坐骨角使坐骨侧向分离异位，在增大ITS的同时，也使坐骨更靠近同侧股骨，IFS和QFS减小，这可能是女性IFS和QFS较男性小的重要原因之一。一项尸检研究发现女性IFI患者的ITS和坐骨角均较男性更大，且其股方肌病变程度与ITS改变有关^[13]。可以看出，坐骨角、ITS与IFS、QFS呈负相关，与女性IFI高发病率有相关性。刘康等^[29]研究表明，当坐骨角和ITS分别以127.5°、107 mm为最佳诊断界值时，诊断IFI的敏感度分别为82.5%和79.4%，特异度分别为46.3%和75.0%。相比IFS、QFS，虽然坐骨角和ITS诊断优势不足，但仍存在一定参考价值。

1.5 坐骨棘间径比例

       坐骨棘位置与髋臼和中骨盆形状密切相关，确定坐骨棘有助于测量中骨盆前后径和横径，是评估骨盆大小的指标之一，成年人坐骨棘间径正常参考值范围为10~13 cm。AUDENAERT等^[23]结合骨盆宽度将坐骨棘间径参数标准化，认为坐骨棘间径比例增大提示中骨盆前倾和坐骨结节外侧化，IFS减小。与男性相比，在相似的骨盆宽度下女性的坐骨棘间径往往较大，其比例也更大，导致女性IFS较男性小。因此坐骨棘间径比例能间接反映IFS大小，可作为诊断IFI的辅助指标。

1.6 运动范围MRI和动态、三维MRI

       IFI是以解剖结构异常为基础，与患者步态、髋关节旋转及骨骼肌运动平衡相关的疾病。目前MRI评估IFI通常采用仰卧中立膝位扫描的单一静态成像方法，在动态反映解剖形态学参数和确定诊断界值方面存在缺陷。部分检查选取屈髋或俯卧位扫描，易造成MRI图像上IFS和QFS被高估，异常的股方肌及髋外展肌与无明显狭窄的IFS及QFS可能同时存在；还可能存在相关径线和角度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坐骨结节和股骨小转子却异常接触的情况。因此运动范围MRI对评估IFI是必要的。IFS和QFS随体位改变而变化，MIMURA等^[16]发现受试者平均IFS随髋关节从内旋到外旋逐渐减小。具体而言，体位和角度值不同，IFS和QFS可存在显著差异。FINNOFF等^[30]分别测量健康志愿者髋关节15°外展位、中立位和15°内收位时的IFS，发现最大值出现在髋外展和内旋时（51.8 mm），髋内收和外旋时测量值最小（30.8 mm），不同体位下IFS差异较大。而LI等^[31]研究发现，仰卧位下髋关节从内旋到内收伴外旋时IFS和QFS减小，俯卧位下髋关节后伸、内收伴外旋时IFS和QFS显著减小，而髋关节前、后屈位下外展伴内旋时IFS和QFS则增大。胸椎压缩性骨折患者胸椎过度后凸，通过骨盆后倾和髋关节伸展获取平衡，此时IFS减小，这可能是胸椎骨折患者继发IFI的原因^[32]。由此看出，髋关节外旋、内收及伸展都是导致IFS和QFS减小的体位，在应用中应避免这些因素导致IFS和QFS被低估。近期一项测试髋关节外旋对IFS和QFS影响的研究发现，外旋过程中股骨小转子中心向后方移位，同时平移达中线导致IFS和QFS减小，于外旋后期尤为明显^[33]。由此认为增加髋关节外旋角度的运动范围MRI可能有助于提高识别IFS或QFS狭窄的敏感性。

       IFI的髋关节疼痛通常在髋关节反复活动时产生，并可能对股方肌活动产生负面影响^[34]。尽管上述研究涉及了髋关节三个轴向的IFI相关径线变化，但并未将日常功能活动中的相关径线变化纳入考虑范围，不能反映其变化的动态机制。HEIMANN等^[35]采取髋关节屈曲—外展—外旋（flexion-abduction-external rotation, FABER）位与中立膝位相结合的MRI扫描模式，不仅实现了在髋关节动态变化过程中获取IFI相关径线的目标，还将坐骨股骨间距这一传统参数细化为近端转子间距离、远端转子间距离、IFS三个位置水平的测量，极大丰富了坐骨股骨间距的内涵。该研究结果提示在中立膝位和FABER位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近端转子间距离减小最为显著，且近端转子间距离≤7 mm可作为股方肌水肿的预测界值；此外还观察到FABER位各时相内股骨头凹和髋臼缘间的关系也是IFI的相关因素^[35]。髋关节后外撞击可能导致股骨头前部翘起、股骨头凹轨迹不良，造成髋关节结构不稳定^[36]，这一点在IFI及股方肌水肿患者更为显著。因此，该模式能通过髋关节活动过程中解剖形态学参数变化检出“转子间型”IFI这一特殊类型，并提示可能存在的髋关节不稳，从多维度深化了对IFI的认识，利于手术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MRI二维图像上测量得到的IFI径线和角度值并不能真实反映解剖结构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关系。赵云妍等^[25]观察到坐骨结节与股骨小转子突出点不在同一水平面，两者对股方肌的影响不同。最近一项研究^[10]利用不同性别人群的MRI图像重建三维模型，能直观定位骨表面的解剖端点，较二维图像更精准地测量实际解剖参数值，结果表明导致男性和女性IFI的患病因素并不相同。LERCH等^[37]利用MRI 3D髋关节模型分别显示IFI与非IFI患者在模拟运动范围内撞击的位置和频率，研究发现IFI患者骨撞击面积、外旋和伸展早期阶段关节内撞击频率均高于非IFI患者。WANG等^[38]将MRI 3D髋关节模型与运动捕捉技术得到的髋关节运动轨迹相匹配，设计了一种在体动态IFS测量方法，以模拟髋关节构成骨的活动状态，并对IFI患者与健康受试者正常步幅和大步幅行走时的IFS进行比较：IFI患者在两种行走方式的多个期相中IFS均小于健康受试者；健康受试者正常步幅行走时IFS比大步幅行走时小，但在IFI患者无此差异。由此可见，将动态MRI与三维MRI相结合评估IFI将更为全面、准确。

2 MRI解剖形态学序列骨骼肌定量及半定量评估

       MRI可显示骨骼肌形态及信号改变，前者包括骨骼肌肥大、假性肥大及萎缩，后者则是水肿和脂肪取代等病理改变的反映^[39]。

       股方肌起自坐骨结节外上缘，走行于坐骨结节和股骨小转子之间，后方以腘绳肌肌腱附着点及坐骨神经为界，并在股骨近端后内侧插入转子间嵴的方结节，其主要功能是使髋关节内收和外旋。IFI早期阶段可出现股方肌肌腹水肿，长期水肿则可造成股方肌萎缩甚至撕裂^[40]。而DABLAN等^[9]认为股方肌水肿变性或萎缩发生在IFS出现狭窄之前，股方肌水肿可能是IFS狭窄的原因而并不是其结果。因此，对IFI的评估还需结合MRI中股方肌形态及信号特征综合考虑。

       髋外展肌包括臀中肌、臀小肌、阔筋膜张肌。臀中肌在髋关节外展作用最强，臀小肌前部使大腿屈和内旋，后部使大腿伸和外旋，阔筋膜张肌则向下移行为髂胫束。髋外展肌的力量有助于维持步行期间骨盆的稳定^[41]，损伤、萎缩导致髋外展肌功能不全，股骨过度内收、外旋，使IFS减小。此前的研究已证实，IFI患者髋外展肌尤其是臀中肌和臀小肌发生撕裂和萎缩的几率较正常人群更高^{[42, 43, 44]}，说明髋外展肌病变可能在IFI的病理生理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10]。DISCIULLO等^[44]证实了臀中肌、臀小肌撕裂引起的Trendelenburg步态导致骨盆不稳定和对侧骨盆反复下降，使IFS狭窄而继发IFI。由此推断，强化或修复髋外展肌对IFI的治疗可能是有效的，为IFI的临床干预提供了新的途径。

       腘绳肌肌腱起自坐骨结节，主要影响髋关节伸展及膝关节屈曲功能，其增大会直接压迫相邻的股方肌并导致股方肌慢性损伤、疼痛等IFI的临床表现^[43]。因此HTA异常也是IFI的发病因素之一。

2.1 面积和体积

       基于横截面积及厚度的肌肉体积测量方法此前已有报道，目前已被普遍用于反映肌肉力量^[45]。曾报道由于芭蕾舞过度训练导致股方肌急性损伤的11岁IFI患者，MRI显示股方肌肥大伴明显水肿而无IFS和QFS狭窄^[46]。TOSUN等^[14]测量IFI患者组的股方肌体积为24 405~25 038 mm³，明显小于健康对照组，其原因可能与导致肌肉萎缩和脂肪取代的肌肉损伤、长期皮质类固醇治疗、坐骨神经病变等密切相关。因此股方肌的形态变化是IFI的MRI特征性表现之一。

       对于髋关节骨关节炎和髋部骨折患者，通常会评估髋外展肌的横截面积作为改善步态功能的指导练习基础^{[47, 48]}，因此髋外展肌的横截面积变化也可能反映IFI的病理改变及转归。女性的这一参数大多小于男性，臀中肌、臀小肌横截面积被认为是女性IFI发病的危险因素，而阔筋膜张肌在对髋关节稳定性的作用上较前两者弱^[10]。当臀中肌、臀小肌横截面积减小时，阔筋膜张肌被用以代偿，体积反而增大，称为协同优势^[49]。臀中肌、臀小肌横截面积的减小可能导致女性IFI的发生与显著进展。

       HTA横截面积为在QFS的测量平面的腘绳肌肌腱最大面积^[14]。吴猛等^[50]发现IFI患者HTA横截面积较正常人群显著增大，同时其与IFS、QFS呈负相关。闫松等^[51]研究提出增大的HTA可直接推移股方肌使其与股骨小转子异常接触。TOSUN等^[14]发现IFI患者组的HTA横截面积大于健康对照组，可能使QFS减小导致股方肌水肿、变形。因此HTA横截面积增大可直接或间接引起IFI并促使其进展。

2.2 信号

       反复、大范围的髋关节外旋运动可造成股方肌急性损伤、水肿，是IFI最重要的病理改变，作为骨骼肌炎症发展进程中重要的MRI征象，虽然水肿导致的T2WI变化通常缺乏特异性，但可以代表潜在的病理变化程度^[52]。TOSUN等^[14]根据T2WI轴位图像上股方肌水肿范围将水肿程度分为4级。骨骼肌脂肪浸润是慢性炎症和萎缩的常见现象^[53]，且脂肪浸润早于萎缩的发生并分泌炎性因子协同肌肉萎缩^[54]。对于IFI的慢性阶段，可在T1WI轴位图像上采取改良的Mercuri分级评分法^[55]对股方肌和髋外展肌脂肪浸润程度进行0~5分的6级评分；或使用脂肪与肌肉横截面积的比率定量评估脂肪浸润程度。

       目前，扫描参数设置的合理、测量方法的准确与统一、诊断界值的标准化以及年龄、性别、种族等考量因素的纳入，将是提升MRI评估IFI效能、扩大临床应用范围的关键。

3 fMRI骨骼肌定量评估

       一方面，IFI致病因素和发病机制复杂，常规MRI因局限于IFI的解剖形态学分析，诊断并不完全可靠。张欲翔^[56]提出部分人群IFS及QFS狭窄，但并无IFI的临床症状，应考虑假阳性或亚临床型IFI存在。另一方面，常规MRI无法通过获取并分析股方肌、髋外展肌的病理改变实现对IFI的早期诊断及进展、疗效监测的准确评估，IFI的临床诊疗面临着巨大挑战。近年来，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mDixon-Quant水脂分离、磁共振波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及T2 mapping等多种fMRI技术在定量反映骨骼肌病理生理微观改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进展，有望实现IFI的精准诊断及预测，并可能监测IFI的病程进展、评估预后。

3.1 DWI和IVIM

       DWI能反映组织内部的细胞膜通透性、细胞密度、细胞核面积等病理变化，对各种肌病有诊断价值^[57]，急性炎症肌肉的表观扩散系数值升高，脂肪浸润使肌肉的表观扩散系数值低于正常肌肉。IVIM以纯扩散系数（D）、伪扩散系数（D^∗）及灌注分数（f）量化分析组织中水分子运动的真性扩散及微循环灌注的假性扩散，反映病变早期分子水平变化。丁宁宁等^[58]发现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者水肿肌肉的D^∗值高于未受累和脂肪浸润肌肉，脂肪浸润肌肉的D值明显低于水肿和未受累肌肉，证明D和D∗值能定量分析骨骼肌脂肪浸润及水肿。不过，IVIM参数值还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骨骼肌内乳酸、代谢物含量及脂肪浸润程度、关节积液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等，均会降低信噪比，影响参数的准确性，其中以脂肪浸润的影响最为突出，而合理的b值设置、运动校正和多种抑脂技术的应用可有效提升IVIM各参数值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当常规MRI图像上仅出现IFI相关径线或角度异常而骨骼肌未显示水肿时，应用IVIM可敏感检测出炎性浸润导致的水分子扩散和微循环灌注改变，为准确预测IFI提供依据。

3.2 mDixon-Quant

       骨骼肌脂肪浸润与运动功能密切相关。传统的Mercuri分级评分法存在几方面缺陷：一是并未直接反映骨骼肌脂肪的具体含量；二是无法评估骨骼肌局部区域内的微小脂质浓度；三是不能区分骨骼肌内脂肪和骨骼肌间脂肪；四是视觉评估分级易受主观因素影响。mDixon-Quant利用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roton density fat fraction, PDFF），可实现骨骼肌脂肪替代评估^{[59, 60]}。FAN等^[61]研究发现mDixon-Quant定量分析腰痛患者多裂肌和竖脊肌脂肪浸润的效能优于CT值，表明mDixon-Quant评估脂肪含量极具优势。mDixon-Quant还能测定骨骼肌肌内、肌间脂肪组织含量，其中肌内脂肪组织浸润将降低骨骼肌生成正常蛋白质的能力，对骨骼肌运动功能产生严重影响。KIEFER等^[62]利用mDixon-Quant测量得出血糖正常者、糖尿病前期者及2型糖尿病患者的骨骼肌肌内、肌间脂肪以及总脂肪含量和分布比例均存在差异。尽管存在图像采集对运动伪影敏感、手动勾画感兴趣区测量PDFF易出现误差等不足，但总体来说，mDixon-Quant克服了骨骼肌脂肪浸润不均匀带来的成像限制，提供了高分辨率的脂肪定量评估。利用mDixon-Quant定量评估股方肌、髋外展肌的肌内和肌间脂肪浸润程度是可行的，PDFF能够作为反映IFI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之一，并可为监测IFI慢性期患者股方肌、髋外展肌的运动功能改变带来新的思路。

3.3 MRS

       对细胞及组织代谢的评估是MRS在骨骼肌的主要应用。磁共振氢质子波谱（proton MRS, ¹H-MRS）可获取代表肌酸、乳酸、脂质等多种代谢物的波谱峰值。SUBHAWONG等^[63]对特发性炎症性肌病患者组MRI常规序列显示正常的肌肉应用¹H-MRS，发现其肌酸浓度高于健康对照组。这一方法尤其适用于识别疾病的早期阶段。MRS可检测骨骼肌内的水和甘油三酯，准确获取脂肪及水肿量化信息^{[64, 65]}。XU等^[66]研究证实，¹H-MRS定量评估骨骼肌脂肪浸润与mDixon-Quant具有良好的一致性。¹H-MRS的优势还在于能实现Dixon无法完成的对肌细胞内、外脂质的区分和检测。OGON等^[67]应用¹H-MRS比较不同类型慢性腰痛患者的多裂肌细胞内、外脂质含量差异，为早期识别慢性腰痛类型、选择特定治疗方案提供了依据。可以预见，MRS不仅能够获取IFI患者股方肌、髋外展肌与病理进程相关的代谢物信息，还可以量化肌细胞内、外脂肪，可能为动态监测IFI患者骨骼肌脂肪浸润和运动功能变化提供潜在的成像标志物。受限于骨骼肌脂肪浸润的不均匀性、骨骼肌形变的随机性和MRS体素大小的局限性，MRS的短期可重复性误差较大，长期可重复性误差尚未可知。因此，MRS评估IFI的实际效能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证明。

3.4 T2 mapping

       骨骼肌的T2值可因骨骼肌炎症、水肿、脂肪浸润、萎缩等病理变化而改变，还可反映骨骼肌代谢与活动状态，因此T2值可作为反映骨骼肌内部结构改变的敏感指标^{[68, 69]}。李军飞等^[70]应用T2 mapping定量评估膝骨性关节炎邻近肌肉改变，发现部分肌肉的T2值随骨性关节炎严重程度增加而升高。目前T2 mapping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骨骼肌疾病诊断，T2 mapping可能通过检测股方肌和髋外展肌T2弛豫时间改变而对其炎症、水肿进行定量评估，利于IFI的早期诊断及预测。但脂肪浸润、萎缩亦可对T2值造成影响，且多种因素可能相互影响，使诊断准确性降低。

       受限于检查时间长、费用高昂、对设备和技术要求高、后处理烦琐等因素，fMRI技术在评估IFI的应用及研究较少，一方面，需优化技术，在提升fMRI量化评估精度的同时，提高测量的可重复性，另一方面，需尝试将fMRI参数结果与临床症状、体征的严重程度、局部组织病理学改变相关联，突出其作为生物成像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于IFI的临床表现、病理生理学改变与各种fMRI参数的相关性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4 总结与展望

       IFI是一种少见疾病，目前对其诊断及治疗的整体认识仍然不足。通过全面体格检查，应用MRI获取IFI相关的解剖形态学定量参数，结合骨骼肌水肿、脂肪浸润的半定量分级及评分法，已经成为临床评估IFI的首选方法。如能通过运动范围MRI及动态、三维MRI获取更为准确和个体化的解剖形态学定量参数，并联合应用fMRI多参数值，将从宏观到微观水平为IFI的临床诊断、预测与随访、监测提供客观、全面的依据，有利于采用非手术治疗，减少患者的精神、经济压力，并为改善临床预后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