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荣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放射学专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医院管理学专家。为了弘扬老一辈放射学家的优良传统，从陈教授不平凡的经历中领悟成功的秘诀，受戴建平主编委托，我有幸于今年孟秋之月对陈教授进行了专访。

       本刊记者：大家都知道，您师从新中国放射学创始人之一荣独山教授，您从荣先生那里学到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

       陈星荣教授：1956年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司法部犯罪对策研究所当研究生，因专业不对口等原因，回上海第一医学院重新分配。当年学校计划分配4名医学系毕业生到荣老为主任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放射学教研组(下辖包括华山医院在内的五家附属医院的放射科)，我去报到时，原分配到放射科的毕业生尚无一人去报到。教研组的办公室设在中山医院，就在学校隔壁，我拿到报到通知书后马上到教研组报到，教研组马秘书说："荣老明早8点钟接见你。"次日，荣老接见了我和另一位外科专业毕业、尚不愿上班的同届毕业生。荣老问我："你是自愿做放射科医生，还是分配来的？"我据实回答："学校人事科分配来的。"再问："愿不愿意学好和做好放射科医生？"我回答："愿意！"(我是内科专业毕业，其实是有些勉强。)荣老问那位外科专业毕业生："他是内科专业毕业的能做放射科医生，你为什么不能做？"于是荣老落实了4个住院医生名额的中两个。我在中山医院上班三天后，荣老找我谈话："那位外科专业毕业生不愿去华山医院工作，你去吧，今后我会好好照顾你、培养你。你到华山医院陈又新和刘德华两位主任那儿去学习和工作也是很好的。"就此我与荣老结下了师生之缘。荣老从来都是言必信，行必果！从此以后，对我的照顾和培养可谓是无微不至。荣老让我参加老、中、青三结合编写部定教科书，并亲自为我修改书稿。他还指定我参加培养性教学，不但要求按教科书编写讲稿，还要求45分钟一节课，讲完时正好响下课铃。提升副教授和担任硕士生导师后，还让我参加他的博士生导师小组，教我如何培养博士研究生。我从书写文摘、个案报告、病例分析，以至较复杂的放射学论文，大多是经荣老指导和修改后才投稿和发表的。举例说明，荣老发现上海放射学界对胃部良、恶性溃疡认识不足，误诊较多，他牵头收集上海6家大医院病理证实的胃部良、恶性溃疡各100例，进行分析，参加的人较多，最后他指定我将资料整理成文，每完成一稿，他过目，并教我修改，至第五稿，他亲自动笔修改，最后交我誊清投中华放射学杂志发表(1964年第9卷第1期)，我是其中的作者之一。荣老说："论文虽由你执笔，但你得排名第三，要懂得谦让。"幼时虽不止一次地听过"孔融让梨"的故事，但真正身体力行谦让，这才走出第一步。荣老在培养人才方面，一贯是"严格要求，具体帮助"。在日常晨间读片时，人家说他脾气不好，其实他是"恨铁不成钢"。荣老任中华放射学会副主委多年，他80岁时决定不再连任了，建议我接任，真是照顾之至！荣老85岁时，我为他做CT，发现他患了肾癌，我交于他的诊断报告称"未见异常，建议随访"。后来，荣老住院了，我每次去探望，他都在病床上修改《放射诊断学》第2版的书稿，我建议他多休息，以利与疾病作斗争。他说："一个人应该有一个happy life，我已经不行了，但至少应该有一个useful life，所以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修改书稿，争取早日出版。"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令我万分感动！他临终前不久，发现我对他的疾病"误诊"，他叫我去，对我重复他日常晨间读片时"诊断疾病要先定位，再定性，……"，对我进行最后一次教导。这次教导，我永世难忘！平时他不止一次地批评我不够"solid"，即基础不够扎实、知识不够充实、下诊断时不够踏实，且不论这次"误诊"如何，看来我对荣老的教诲体会的还是不够深刻，余下的小半生必须"solid"。从那时起，我开始订阅6本SCI收录的杂志，坚持每天阅读，以求更加"solid"。从我讲的这些小故事，就可知晓我从荣老那里学到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了，即学习如何做好学问，学习如何做好医生，学习如何做好人！

       本刊记者：看来荣老对您的教育意义深刻，您从他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到许多教学理念，您又把这些教学理念贯彻到教学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您培养了54名博士研究生，34名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和进修医生估计有上千人。如今您的这些学生遍布全国各大医院，多数成了当地的学术带头人，有的甚至是全国学术带头人；他们中有的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匪浅，还是优秀的医院管理者，为中国放射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请问您教育学生是否有自己的原则，比如您所说的"水性利物不争"，您如何诠释老师这个职业？

       陈星荣教授：按我校研究生院的统计，我曾经培养过54名博士研究生和34名硕士研究生(包括我任第一导师和参加导师小组所培养者)；他们中14名是硕、博连读的，研究生院在统计时，他们在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中分别各计算过一次；所以，按人头算，我总共培养过74名研究生。如您所说，他们大多数成了当地的学术带头人，其中少数是全国学术带头人；他们中有的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匪浅，而且还是优秀的医院或医学院校的管理者，正在为我国放射学事业作贡献。他们的成就，主要是他们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为他们所做的，不及荣老为我所做的，深感惭愧！

       您问及如何诠释"老师"这个职业？教师这个职业目标就是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人才，影像学教师就是为社会和国家培养影像学人才。虽然我大学毕业后就在教学医院工作，但一直关注还是如何做好医生，直到1978年我被任命为硕士生导师时，才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像荣老和邹仲、徐惊伯、张去病、朱大成等那样优秀的教师。我成为硕士生导师后，上海医大和华山医院领导曾多次为我申报博士生导师，荣老要求十分严格，未同意上报。直至荣老去世后，上海医大放射学博士点几乎被取消的情况下，上海医大领导再次为我和林贵申报博士生导师，1988年我和林贵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亦即人才培养周期很长。一般而论，考入研究生队伍医生的德、才水准应该比较高。在这种起点高、培养时间短(仅三五年)的情况下，要使他们更上一层楼，对教师的师德、师学(治学)、师识(远见和胆识)和师才(综合才能)要求更高，其中师德是首位的，有了师德才会有师学、师识和师才。我从参加大学一年级的"思想改造"运动，直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和"灵魂深处闹革命"，每天都在提高道德水平。直到我成为博士生导师，仍更深刻地感到自己师德修养方面的不足。名利是诱人的，一名教师在个人利益、名誉、地位面前，没有相当定力是绝对不行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为自己制订愿境，自我超越，实现了今日的愿境，再制订明日的愿境，提高智商和情商。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永远是客观存在的，竞争能使彼此的潜力发挥到极点，但要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必须正确对待不公平竞争，面对内部竞争的不公，我取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谦让为怀，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烦恼无穷。外部竞争的愿境包括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愿境，那就是导师和研究生都争做医德医风一流、职业素养一流和治学医术一流的放射科医生；在工作和学习中讲科学、讲认真、讲实事求是；特别是写放射学诊断报告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查阅文献，反复推敲，不耻下问，知错则改。我身为博士生导师，必当以身作则；向陶行知先生学习，做到"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您问我教育学生的原则是甚么？那就是伟大导师毛泽东所要求的"全心全意"和"精益求精"。我常引用的"水性利物不争"，属老子之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我初中语文老师的座右铭；我成为一名医生之后就力求自己做到"水性利物不争"，我想此言应该与伟大导师毛泽东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

       本刊记者：您讲的太好了！我想，正是在您"全心全意"、"精益求精"地培育下，您的这些高材生才一位又一位地不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1980年2月至1981年4月您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院放射科担任客座教授，亲眼见证了中国和美国不同的医生培养制度和医疗环境。请问您在美国这段时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对您今后的临床、教学和医院管理工作有何影响？

       陈星荣教授：我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中心以放射科客座教授的身份工作和学习过一年余，那是约30年前的事，现在他们的临床、教学和医院管理等情况可能已有很大的变化。现仅就当时他们的医生培养制度谈谈我的感想。

       他们十分重视对各级医生的业务培养。他们的终身教授、教授(主任医师)和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在医院中所占比例比我国教学医院多许多，他们院长领导下的、相当于我们学校学术委员会的机构，根据有关医生们医、教、研的成就(包括发表论文等情况)，每年评3~4次终身教授、教授和副教授，我觉得这就是驱动这一档医生努力提高自已医、教、研水平的动力，就每位教授和副教授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而论，我感到似乎都多于和高于我国教学医院同级别医生。下州医学中心放射科每周5个工作日，几乎每天中午都有1小时小讲课或证实病例读片讨论会，均由助理教授(讲师、主治医师)这一挡人员主持，并印发讲义，教授、副教授和不担任主持的助理教授经常参加。对助理教授的培养，除上述评副教授的驱动力和临床医疗和教学实践中教授、副教授对他们的培养外，就是中午这些活动了。美国不是任何医院都可以培养住院医师和研究生(Fellow,亚专科，如神经放射专科医师)的，仅政府指定的医院才能培养，且各科每年批准培养的名额也有限制。对住院医师和研究生的培养，除课堂授课和在临床实践中培养外，就是他们必须参加中午的活动，以及必须参加政府认可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举办的全国性毕业统一考试或考核。我感到我们的教学医院对各级医生的业务培养，特别是住院医师的培养，与国外有相当差距，如何改革我国住院医师的培养制度应该提上议程了！

       本刊记者：从您对中美两国住院医师的培养制度对比研究来说，您对周围的环境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也许这些能力对您今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1978年您担任上海市胃部双对比造影剂研究组组长，经过数百次体外筛选和近千例的临床试验，您和您的同事研制出"华山200型钡剂(细而均匀型)"，双对比造影效果甚佳，使早期胃癌的诊断率明显提高，并获得了上海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科委三等发明奖。1989年您又带领您的团队研制出"华山260型钡剂(粗细不匀型)"，对提高我国早期胃、肠道肿瘤的诊断水平作出了极大贡献。请问您做此项研究的原动力和成功的基础是什么？您认为教学医院的医生最大的成就是治病救人吗？

       陈星荣教授：您提出的是两个问题。第一，组织研究钡剂的背景。我国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那时无实用的胃镜，钡餐造影几乎是唯一诊断手段。50年代华山医院钡餐造影胃癌误、漏诊率高达50%，荣老带领我们作回顾性病例分析，并进行前瞻性研究，例如荣老指定我的研究生课题就是"良、恶性胃溃疡钡餐造影诊断的病理基础"，以期提高认识，降低胃癌的误、漏诊率。工夫不负苦心人！至60年代华山医院胃癌的误、漏诊率下降至5%左右。然而，所有我们诊断的胃癌中，无一例为早期胃癌，胃癌的死亡率仍居高不下，于是提出了"向早期胃癌进军"的口号。根据日本的经验，我们用胃双对比造影来显示早期胃癌，但很难获得满意的结果。适逢日本学者白璧彦夫来上海讲学和做胃双对比造影示范，他所用造影剂是从日本带来的。看了他们的钡剂，才知道钡剂必须浓度高(对比密度高)和黏度低(流动性好)。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靠进口钡剂解决不了我国的胃癌早期诊断问题。为此，我们组织了研究小组，进行攻关。经多次试验，明确了钡剂中的钡粒细而均匀才能做到浓度高和黏度低。在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内，试制出数十种浓度高和黏度低的钡剂，经过上千次的临床试用，最终制成了双对比造影用的"华山200型钡剂(细而均匀型)"，它可用于胃部和大肠双对比造影。使用这种钡剂做胃部双对比造影仍有部分不能获得满意的双对比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钡剂中如含有一定比例的粗颗粒时，这种粗颗粒容易沉积于胃小沟内，双对比效果甚好。这两种钡剂处方免费赠予有关厂家生产，在国内应用颇广，至今细而均匀型仍在应用。您问，此项研究的原动力和成功的基础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对祖国放射学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吧。第二，教学医院的医生最大的成就是治病救人吗？从以上所谈教学医院的一些人和事，大概您对教学医院的职责已有了一定了解。据此，教学医院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治病救人，以及通过治病救人的医、教、研实践，培养出高水平的治病救人的各类医、教、研人才。那么教学医院的医生，特别是高年资医生，最大的成就应该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是培养出高水平的有治病救人能力的医、教、研人才。

       本刊记者：您在国内率先应用CT、MRI、DR和DSA等先进设备和技术，在腹部放射学、神经放射学和介入放射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尔后您把临床经验、成果写成论文或专著，发表后与同道共享。据不完全统计，自1965年以来您在国内共发表论文522篇(第一作者66篇)，出版专著和教科书20余部，其中主编11部，主编专业学术期刊3本。即使在您担任华山医院副院长、院长期间，也没耽误学术研究。请问您是如何做到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两不误的？

       陈星荣教授：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都非常费时，时间是一个常数，不可能因你既做行政又做学问，就会变成每天25小时。1984~1988年我任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和代理院长，1988~1995年任上海华山医院院长，前后共11个年头。任副院长时，因时任陈公白院长的照顾，我不少时间仍用在影像学专业业务上，整理那些论文或专著的半成品，并陆续发表。任常务副院长后，我主要精力就用在行政工作上了，经常超过8小时；虽仍兼任放射科主任，但不参加晨间读片和核片，只过问自己研究生教学工作。任院长后，不兼任放射科主任一职，对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仅限于指定他们的课题和参与他们的培养方针、方案和计划的制定，具体实施由导师小组其他成员担任，主要由沈天真教授担任。要做到行政与学问两不误，既是不可能的，又是可能的；如果辩证地看，就是可能的。首先，注意强身健体，做行政工作应酬多，适当调节饮食；锻炼身体，每天游泳半小时；身体好了，就可以"开夜车"了。其次，要学会挤出时间、不浪费时间和抓紧时间。第三，院长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提高医院的医、教、研水平，对医疗设备特别是大型、精密的设备，不采购、不更新是不行的，尤其是一些设备依靠型的科室，有了硬件的更新，才会有软件的更新；例如华山医院率先引进了CT和MRI，我也就随大家一道率先钻研它们，并将它们使用到极致，大大地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和提高了业务水平；医学知识的不断更新，知识面的不断扩展，对我做行政和做学问都大有裨益！然而，归根结底，一心不能二用，要主编一部大型专业著作，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我主编过3本这类书籍：我和林贵教授主编的《X线诊断学》(第一版)，我和沈天真教授主编的《神经影像学》，以及我和陈九如教授主编的《消化系统影像学》，均为我参与行政管理工作之前或之后所编写。

       至于我担任杂志主编一事，颇感愧疚！荣老在世时，告诫过我："提高'中放’(《中华放射学杂志》)质量，办好'中放’就行了，不要再办许多杂志。"荣老去世几年后，鉴于全国放射学科的飞速发展，放射科医生撰写的论文数量也越来越多，然而，用于论文发表和学术交流的期刊却没有相应增加，于是在段承祥、林贵、沈天真、肖湘生、周康荣、施增儒、江浩和冯晓源等上海放射学界精英的鼓励和支持下，办了一本《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我任主编。林贵教授请我协助他办一本《介入放射学杂志》，他任主编，沈天真等教授任副主编，我任顾问；林贵教授病重时，请我去他病榻旁，要我接替他任杂志主编，将这本杂志办下去、办好，他去世后，我担任了这本杂志的主编。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很强，放射科的神经放射学也不弱，共同协商办一本《神经医学科学》杂志，我又担任了这本杂志的主编。这就是担任三本杂志主编的来由。我知道，许多国际上知名杂志，如Radiology，他们刊登文章中的引文，必须是MEDLINE收录的，可见一本杂志被MEDLINE收录与否反映了这本杂志的水平。在我任主编期间，曾将争取《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被MEDLINE收录纳入议事日程，但未获成功，这使我终身遗憾！希望这几本杂志的后继人，努力提高杂志质量，争取为MEDLINE以至SCI所收录。

       本刊记者：由此看来，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要想都兼顾做好是很难的，不光需要合理分配时间，还需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使命感。您在医院管理方面对华山医院做出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上世纪80年代末，华山医院贷款170万美元，率先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磁共振设备，医院本着您提出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方针，先后引进了CT、γ刀、电子束成像系统等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使医院不断走向成熟。为了适应医疗市场需求，您又创新开展分层次医疗服务。1989年华山环宇医疗保健中心(外宾病房)成立，依托华山医院雄厚的技术力量，以"把最好的服务提供给病人"为宗旨，为外籍人士及港澳台胞、归国华侨创造了一个称心、放心的医疗保健机构，并成为各驻沪领馆、外企、医疗保险中介机构指定或首先推荐的医疗机构。由此可以看出，您在学术研究和医院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陈星荣教授：您过奖了！您所说的那些都是我和我的同事共同做的，也是应该做的。限于我当时的能力和水平，现在看来可能还有不少您未提及、我做得很不够甚至是错误的地方，谈不上什么创新能力。那时适逢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华山医院的干部和群众对改革开放热情很高，大家献计献策，院级领导班子制定医院改革方案，由我征求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和上海市卫生局领导的意见后，在华山医院试行。如果说搞医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映出了创新能力；那么，创新能力应该是:源自群众的群策群力（依靠群众），以及源自领导的高瞻远瞩（依靠党）。

       本刊记者：您太谦虚了，我想这些创新成果与您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与您果敢决断的魄力也是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除了放射学研究和医院管理工作以外，您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术期刊主编，在期刊定位和选题策划等编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请问您认为一本杂志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并请您结合此问题，给《磁共振成像》杂志提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

       陈星荣教授：谈及任学术期刊主编一事，我深感愧疚，已如前述。贵刊起点甚高，是放射学领域内高、精、尖的刊物；主编戴建平教授学术功底深厚，能力强，学识广，办好贵刊应不在话下。在办学术期刊方面，我的失败教训远多于成功经验，既然您要我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我就对贵刊提一些希望吧。第一，尽早争取被MEDLINE收录，希望贵刊成为我国第一个被MEDLINE收录的影像学期刊。第二，国内许多年轻专家向SCI所收录的杂志投稿并被录用者不少，以贵刊主编戴建平教授的名义向他们约稿，将他们拟投向SCI所收录杂志稿件的中文稿投向贵刊，以提高贵刊水平，为争取MEDLINE收录打好基础。第三，医学科学论文，就其类型而论，是有档次的，以质量和数量上乘的前瞻性研究论文档次最高，其次为当时学术界所关注课题的荟萃分析，希望贵刊每期都有一二篇这类文章。第四，美国许多医学刊物，如Radiology，都是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出版手册(publication manual)的要求出版杂志的，希望贵刊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影像学刊物对图片的要求应更高一些，最好做到像Radiology或Radiographics那样。第五，每期刊物刊出文章数十篇，每篇文章到编辑部后，从送审、退修、再修、责任编辑发稿、作者校对样稿直至刊出，过手之人甚多，且职责各异。因此，每期刊物出现少量错误在所难免；但是，希望别超过一定限度。Radiology对此要求十分严格，凡来稿有拼写错误之处，一律退稿；他们每期厚厚的一本，常常是整本中无一处错误。希望贵刊在这方面能像Radiology那样。第六，为了保证刊物质量，必须从各个环节杜绝人情稿。

       本刊记者：非常感谢您对本刊提出高水平、合理化、专业性的建议，这对本刊有很大帮助，我们将认真考虑。另外，在您54年的从医生涯中，最令您满意的成就是什么？

       陈星荣教授：就从医一事而论，我从来没有品味过对它的感觉，更没有将它和满意、成就等词语联系过。既然您问我，我就将我行医的过程与成就感、满意感联系一下。从医54年实际上就是学习的54年。到放射科的第一天，刘德华老师就交给我4本书，Shanks主编的一套放射学，要求1个月内读完，并记笔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就开始了我学习和入门放射学的第一步。住院医生必须每周5天住在医院的医生宿舍内，白天为患者做检查，晚上对诊断不甚明了的病例进行准备(阅读书籍、杂志或请教高年资住院医生)，在次日集体读片会上报告病史和自己的初步诊断。后来晋升主治医师、副教授和教授后，担任核片工作，还得阅读书籍或杂志。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践循证放射学(Evidence-Based Radiology)后，在做较肯定或否定的诊断时，所依据之征象对肯定或否定诊断疾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必须较高，即或然率必须较大；绝不能仅凭自己的直觉，必须有较可靠证据；影像学诊断技术如PET/CT和功能性MRI等问世较短，在面临少见病时，我常发现自己存在知识差距，那就只有查阅文献，获取较可靠证据时再下结论。回忆数十年的从医历程，每当阅读后获新知并解决了患者的诊断问题，特别是经病理证实我的诊断正确之后，我的确有成就感和满意感。您问我从医生涯中最令我满意的成就是会么？我想，可以总结为"不断学习，获取新知，作出正确诊断"。因为只有达到了我自我超越的愿境，才能不断长进学识。君子得道，乐以忘忧！

       本刊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专访！相信您走过的路、您的教学和从医理念对所有的放射学同仁都有很大启发。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