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如白驹过隙，蓦然回首，闵老辉煌放射业绩已铸就。望着眼前这位思维活跃，反应敏捷的老人，你很难想象，今年，他已步入耄耋之年，虽已退休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他热爱的放射影像学事业，他认为自己"活得十分充实"。今天，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闵鹏秋教授不平凡的80年奋斗路，来思考我们未来的路应该怎样走。

       本刊记者：您从1955年初开始，从事放射学工作已整整57个年头，在那个年代，您是如何选择放射学这个专业作为您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呢？

       闵教授：我是1950年考入医学院的。当时五年制医疗系本科，三年级后就开始定专业，我选的是内科专业。1955年初，因医院放射科紧缺医师和师资，我被医院选定，安排从内科专业转入放射科专业实习，准备毕业后留校工作。虽然这一决定来得十分突然，让我不得不放弃内科专业转到放射诊断领域，转向搞X射线曝射工作（当年属于冷门专业），但那时候没想别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专心致志地开始从事这一专业。没有想到，这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

       放射学是一门年轻的、发展迅速的学科。需要掌握的基础和相关知识很多，涉及范围也广；除此，放射诊断工作每天都可能面临很具挑战性的疑难病例，还特别需要有正确的诊断思维指导。这些刚好符合我的兴趣、爱好和特点，因而深深地吸引着我。

       上世纪70年代以后，放射学从单一的X线诊断，发展到包括影像诊断和介入放射学在内的医学影像学，成为临床医学中少数几个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成为临床学科中相当热门的学科。但在50年代中期，由于放射曝射工作并不为大家看好，部分同学因身体健康或其它原因，中途改行，我能坚持下来，不仅毫不后悔，而且十分热爱这个专业，庆幸选择了一个适合于我的恰当的专业。

       本刊记者：自上世纪80年代起，您曾先后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项目资助，开展了"腹部放射解剖学"系列研究。请告诉我们，是什么因素驱使您选择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坚持不懈，一干就20多年，并且取得了有创意的研究成果？

       闵教授：我选择"腹部放射解剖学研究及其在临床影像诊断中的应用"作为研究方向，实际上是始于上世纪60年代。因为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膈下脓肿的X线诊断这个难题；当时靠常规X线平片、胃肠钡剂造影等方法，确实很难作出准确诊断。查阅文献发现，关键在于对膈下区域的解剖概念，在学者之间，尚存分歧和争议；既然解剖学基础都存在问题，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对病变所产生的影像学表现的准确认识；另一方面，90年代初期，CT、超声二维图像的出现，也要求更准确、精细的解释影像学表现的解剖学基础。当时在国际上，"放射解剖学"这一亚学科也就应临床需要产生了。所以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这样一个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前沿的研究方向。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几个面上项目的资助下，我们科研小组着重研究了"上腹腔、腹膜反折的放射解剖学研究"和"腹膜后间隙与膈下、盆腔腹膜外间隙的通连关系的放射解剖学研究"。获得了一部分具有创新性意义的发现和认识。并于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本刊记者：近10年来，您有机会先后多次应邀在国际放射学术会议上作专题讲座和／或主持人，并获2011年亚洲腹部放射学大会（ACAR 2011）金奖（Gold Medalist），可否谈谈您的感想？

       闵教授：正如前面我所提到的，由于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面上项目资助下所进行的科研工作中，尤其在腹膜腔及腹膜后间隙放射解剖学研究方面，一部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国际重要专业学术会议和SCI期刊上陆续发表以后，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和认可，并被权威学者的专著和文献所引用，因而近十年来，有机会先后受到国际放射学界公认学术要求较高的几个放射学学术会议，例如，美国放射学会（ARRS）、欧洲放射学大会(ECR)、欧洲胃肠和腹部放射学会／美国胃肠放射学家学会（ESGAR/SGR）、国际放射学会（ICR），以及亚洲大洋洲放射学大会（AOCR）、亚洲腹部放射学大会（ACAR）等的邀请，在ARRS 2008的科学论文报告会（Scientific Session）上作主旨演讲（Keynote Lecture）；在ARRS 2010年会的教育课程（Instructional Courses）和多个学术会议的知识更新课程（Refresher Courses）、专题讲座(Special Lecture)、特别聚焦课程（Special Focus Session）以及专题研讨会(Symposium)中，担任讲课专家和／或主持人。

       2007年，我借应首届亚洲腹部放射学会（Asian Congress of Abdominal Radiology, ACAR）主席、国际著名腹部放射学家Matsui教授邀请我参加在日本宫崎举办的首届ACAR的机会，主动、积极的推荐我国放射学会两位主要负责人，与我一道参加会议，占有我国应有的席位。从而使我国腹部放射学会，与日本、韩国腹部放射学会一道，成为该会成立以来的三大支柱学会，我们也都成为该会执委会委员并争得在北京举办ACAR 2011的机会。

       在去年5月举行的第3届亚洲腹部放射学大会(3rd ACAR)上，我还荣幸的被授予金奖获得者（Gold Medalist），并特别在开幕式上概要介绍生平及学术成就，举行授奖仪式，安排我作大会讲座（Congress Lecture）。大会给予了我很高规格的礼遇。我是继上届大会授予日本、韩国放射学家后第三位获此殊荣者。我深深的感到，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殊荣，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我国整个放射学界的。

       我在这退休返聘的十年里，还能代表我国放射学家，登上重要国际放射学学术讲坛，展示我国腹部放射学学术水平，占有我国应有的一席，扩大我国影响，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我确实深感无比的庆幸、欣慰和自豪。

       近年来，我国的放射学专家们，除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在SCI刊物上发表文章外，逐渐有较多机会受到国际放射学学术会议邀请，进行多种形式的高层次学术交流，这是一个可喜的、很好的势头。

       本刊记者：您不仅在科研上硕果累累，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也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在这方面，也给我们谈谈好吗？

       闵教授：1993年我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为博士生导师，这使我在60岁之后还能继续工作，有机会深入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培养医学人才。我要求学生诚实做人、诚实做学问。也从不放松对研究生临床专业知识技能和科研能力的培养。

       我的观点是，研究生既然攻读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博士、硕士学位，他们应该首先是一位临床放射医生，其次才是研究生。因此我要求他们必需把临床放射学的基本功搞得扎扎实实；临床放射学是一辈子都要用的，基础搞好了，才有后劲。另一方面，科研工作中严谨求实的作风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同样可以提高我们的临床放射诊断工作水平。我还十分注意严以律己，身教言传，在做人、做学问方面给学生以正面影响。

       近年来，先后将一批国内学界和华西医院中学有所成的中青年专家推向全国学界学术舞台，推荐他们担任全国放射学会的中青年委员，腹部、胸部、神经、骨组及磁共振组成员，卫生部影像设备专家组专家，以及部分全国有影响的专业杂志编委和审稿专家等。此外，我还积极推荐、鼓励学生申请ECR、AOCR、ASDIR提供的奖学金，有8人次先后获得资助，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ECR、日本神户和新加坡举办的AOCR、印尼巴厘岛和韩国汉城举办的ASDIR等国际性学术会议。看着31名硕士生及博士生都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感到十分欣慰。

       本刊记者：在您的成才之路上，您觉得哪些方面对您影响较大？

       闵教授：我说不上"成才"，我只是做了作为新中国早期培养出的放射学者所应做的事情。但我愿把自己成长的经历与年青同道分享。

       我出生于书香之家，这使我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我祖父在清朝光绪年间，毕业于四川大学前身"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曾任教于重庆广益中学前身"广益男校"，担任英文语教习。我父母亲于20世纪20年代分别毕业于重庆高级商业中学和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当时重庆尚无大学，可算最高学府）。他们对子女教育要求较严，尤其是我母亲，作为小学教师的她，对我人品的塑造，影响尤深。

       从初中到高中，我就读于重庆广益中学，该校是重庆解放前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十分重视英语、体育、音乐，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些都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1950年至1955年，我就读于重庆大学医学院及四川医学院，师资力量较强，学习条件较好，求学期间，我思维活跃，喜欢探究事物的真谛，不喜欢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大学期间的学习，为后来从事放射学专业工作，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留校工作。这里不能不感谢我的启蒙老师陈官玺教授，他是一位热爱祖国、不计名利、待人宽厚、治学严谨、有着高尚医德的教授，他执着、潜心放射学事业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深深地影响着我。在他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下，我深受影响，获益匪浅。我也像他那样，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身教言传，潜移默化，去影响和教育学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给我国放射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和条件，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国际放射学的现状和动向，并与国际放射学界建立联系，参与国际竞争。我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步走向国际的。我于1986年参加了北美放射学会（RSNA），成为我国文革后最早加入该会的来自中国的会员；1990年我的文章被当年RSNA选上作口头报告，也可能是用国内资料和国内单位署名的文章最早（或最早之一）在RSNA年会上报告；1992年该篇文章全文在RADIOLOGY杂志第2期上刊出。既后能陆续在国际学会、刊物发表文章，受邀在国际学会上作专题讲座和／或主持人，这些都得益我们国家的大发展这个大环境。我专业上的成长是与这样的机遇密不可分的。

       在自身方面，我比较注重实事求是，严谨治学；比较喜欢探索事物的究竟，认识事物的本质；不默守陈规，人云亦云。注重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在科研上，能够专注固定的研究方向和目标，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不断进取。我发表文章，数量不多，但文章基本上都不重复，这几点，也许是之所以能做出一点点成绩的内因吧。

       本刊记者：您70岁那年，您满可以退休，保养身体，好好地休息下来了，您为何选择退而不休，返聘继续工作，还担任临床医疗工作，亲自签发腹部CT、MRI报告呢？您对这一时期的工作满意吗？

       闵教授：我感到非常庆幸，1992年，在满60岁那年，我有幸赶上了末班车，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我科为博士点，我成为博士生导师。按学校的政策，我有幸得到延聘10年，继续工作的机会。我非常珍惜60~70岁这段时期，做了不少工作，也获得了不少工作成绩。例如，为国家多培养了13位博士生和10位硕士生；完成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主要部分；开始在美国SCI数据库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1998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在1990-2001年间，我还有幸参加了第一、二、三届卫生部大型影像设备引进专家组，使我有机会了解国际放射学的最新进展和动向。

       2001年，在即将正式退休之际，我尚有8名博士生和4名硕士生在读；我作为项目负责人新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于2002年初才启动；我还应邀于2002年7月前往墨西哥坎昆出席第22届国际放射学大会，作3个专题讲座（每讲30分钟）。那时我就想，退休返聘后，短期内虽然还有些事情可作，但不能再招收研究生、再申请科研课题了，难道我就从此收刀捡卦，结束学术生涯，颐养天年，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吗？我的回答是：我不能那样！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医学院本科大学生，受教于华西，专业成长于华西、长期从医执教于华西，我是在华西坝上成长起来的。我见证了"华西医学"学校、医院和放射科的发展历程。对华西有深厚的、特殊的感情。因此，退休之后我选择了继续工作。

       70~80岁，退休返聘这十年，在医院、科室领导的关怀下，给予了我继续发挥余热的机会和条件；我也明确了自己的定位：除常规的医疗工作以外，着重在总结和推广科研成果、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当中作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在积极鼓励和推荐我国中青年放射学专家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方面，也做出一些努力并获得一定成绩。这些都让我感觉到这十年过得十分充实。

       近几年，我们科的好几位中、青年放射学骨干积极参与了国际放射学界的角逐和竟争，目前已经进入到国际放射学学术圈子当中；有的甚至进入到相当高的层级。在争取科研项目，发表SCI文章，获得奖项；在国际学术会议中担任讲座报告人和／或主持人；在参与国际学术界的上层活动（包括承担国际学会职务、任务，以及应邀参加大会主席宴请社交活动）等方面当中，在其中一些方面，他们都大大超越了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院放射科，在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方面，目前已进入国内前列。我为我能在放射科里比较早地带了一个好头，给年轻人一定的引导、鼓励和影响而感到由衷的欣慰。自古"长江后浪推前浪"，我非常乐见他们的超越和成熟，也为他们做出的贡献和成就，发自内心的欣喜。

       在进入80岁以后的日子里，虽年届耄耋，但余热犹存；我还应该，也殷切期盼着能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回报国家和社会，回报父母和老师。

       本刊记者：今年2月，您刚刚迎来了八十寿辰，您能用一两句话总结您这八十载人生路吗？

       闵教授：看来，我们的采访就要进入尾声了。我的放射学生涯，也快进入尾声了。但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80岁前所作的一切，只是做了一位中国腹部放射学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80岁后，我还想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做一点有益于推动我国放射学事业发展的事。我不想停止，也不会停止。如果要简单扼要的总结我这八十年的人生路的话，我想说：这八十年人生路，我过得十分充实；但是我得到的（尤其是荣誉）已远远超过我所应该得到的了。

       后记：闵老虽已年届八十岁的高龄，可是我们从闵老的身上看到更多的是他对于未来的希冀和计划。他说："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还依旧健康，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完成"，"在进入80岁以后的日子里，虽年届耄耋，但余热犹存；我还应该，也殷切期盼着能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回报国家和社会，回报父母和老师"。这就是我们敬仰的老一辈放射学专家！他以祖国的放射学事业为己任，不断勤奋钻研、勇攀高峰，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专注和奉献铺就了不平凡的人生路！